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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云法师:心甘情愿的奉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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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 发表于 2017-9-13 13:51:4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想要有所成就,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!人生在世,若能不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,必能有苦时不觉苦,有难时不觉难,一切窘境自可水到渠成,而无事不办,无愿不成。

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门生,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,一个是我。可是师兄已还有师承,是受过戒后才来星期家师的。是以,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。

师兄在年轻时,比我更苦,由于做人老实,不很聪明,经常被人欺侮,被人冤枉,像小媳妇一样,天天要做很多的工作,要受很多的委屈。偶然被骂、被怪得太多了,我看不外去,上前抚慰他,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:“没有关系,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!”

他的忍受,他的无争,他措辞奔放的语气,磊落的胸怀,令我敬佩不已,我因而将这句“心甘情愿”的话,服膺在心。

落发苦行心甘情愿

后来,在十年的参学时代里,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在理的要求,尤有甚者,严苛封锁的森林教育,不但隔断了一切外缘,连目睹耳闻也遭到限制。不准看,不准说,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兴旺、布满猎奇心的青少年而言,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;而物资之奇缺、作务之辛劳,更是使人难以想像!我所以可以安住身心,不以为苦,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作为我的座右铭。落发,是我心甘情愿的;念书,是我心甘情愿的;苦行,是我心甘情愿的;各类打骂委屈,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是以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,时代所培育的坚忍负重的性情,就成了我往后修行办道的薄弱资粮。

我最初分开森林时,二十一岁担任一所村落百姓小学的校长,我什么也不懂,什么也不会,只凭着人缘际会,抱持坚忍负责、心甘情愿的认知,以勤补拙,谦冲进修,居然也做得有条有理。

二十二岁,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,是1948年,虽然明知那时国家大势和释教状态已不成为,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,结条约道开办《怒涛》月刊,奔走宣传革新思惟,期才能挽狂澜于既倒。虽然屡次几至死地,可是我们仍然抱着“心甘情愿”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,屡仆屡起,愈挫愈勇。

笑骂由他心甘情愿

随着政府来台之初,处处民气惶惑,我请求寺院赐与挂单,总是遭到拒绝,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。虽然那时也曾有《本日青年》杂志邀我当编辑,更有《戡战日报》聘我为记者。但是我自己细细思忖:既然身为落发人,就应当把落发人做好,怎样可以本末倒置?是以逐一予以婉拒。几多的日子,我在温饱交迫下度过漫漫的永夜;几多人笑我陈腐腐儒,不识时务,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只想专心致志作好“僧人”的天职。

后来,终究在一家寺院安置了下来,我夙起晚寐,做各种粗活:拉车买菜、担柴运水、看管林园、跋涉收租,甚至洒扫扒粪、埋葬死尸……,虽然经常感应事务忙碌,可是为了感激他们的慈善收留,我“心甘情愿”以劳力作务来报答。

在工作之余,我为教撰文。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,我否决政府最初取消拜拜,而倡议改良拜拜,我否决宗教治理法子,倡议拟订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。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心之外,一无一切。

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,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,而我自己却连采办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,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恋慕,由于只要“弘法利生”才是我终生的志向。

有一天,正在提笔写作时,一位常在寺中帮手的达贤姑走来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法师!你要去工作,否则你会没饭吃唷!”后来,我才发觉,每当我埋首念书和撰稿时,寺众都投以异常的眼光。这也难怪,由于在阿谁年月里,一般人都不重视摇笔杆、爬方格子的文人。虽然如此,有识于笔墨般若对弘传释教的重要性,我还是笔耕不懈。我为中心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,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,即使没饭吃,我也“心甘情愿”!

为法为教心甘情愿

甚至为了辅佐东初长老编辑《人生》月刊,我节衣缩食,自掏腰包,采办邮票稿纸,还倒贴车资,前后达六年之久。为了办妥《本日释教》,我也不惮辛劳,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。几多个夜晚,我为了撰文审稿而彻夜未眠;几多次出刊,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。我冷静耕作,不以为苦,由于我已立定志向,“心甘情愿”为释教慧命的长存而捐躯舍命!

晚年,晓得为释教文化尽心极力的人实在太少了。是以,对于愿意助我落井下石的文人作家,我都尊为上宾,赐与各种的招待办事;对于笔墨有爱好的初学者,我也诲人不倦的教导他们写作,虽然耗时吃力,我也“心甘情愿”,乐此不疲。

于今,一些出书界的朋友,比方作家郑军书想要刊行宫庭大内典藏的佛经,我便“心甘情愿”作不请之友,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;采风出书社的姚家彦要编印释教书刊,我也帮助他行销。甚至昔时素少来往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,我也倡议他们出书《现代释讲授术丛刊》和《天下释教名著翻译论丛》,而且频频援助他们。后来,他们财政发生困难,向我求援时,我也不计嫌隙,四周为他们筹款,不下数百万元,助他们度过了难关。那时徒众都不以为然,而我为了释教文化的宣扬,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力排众议,急救了这两套书。明天这两套书对释教的进献,我想是有目共睹的。

从《觉世》旬刊到《普门》杂志,从“释教文化办事处”到“佛光出书社”,从《佛光大藏经》的编辑到《佛光大辞典》的刊行,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元经常入不够出,但是财政的拮据从未影响我打点释教文化奇迹的决心!

曩昔,我节衣缩食,每到一处,便广为汇集释教文物,为了节省运费,我抱着繁重的佛像法器、经书圣典,国内国外,上机下机,收支海关,常常引来旁人奇异的眼光,甚至被讥为经商销售。实在,我为了理论自我期许的理想和方针,“心甘情愿”忍受一切尴尬与歪曲。后来,从台北到高雄,从国内到国外,由于我的尽力,近十间的图书馆建立了,佛光山、西来寺、巴黎道场的释教宝藏馆完成了,我的心愿逐步实现,见到正信的释教徒日渐增加,虽然数十年来门票支出屡赔不赚,还是感觉很是“心甘情愿”!

培育僧才心甘情愿

我历经骚乱纷扰的年月,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,目击正信释教之不昌,更能感遭到教育的重要性。是以,当寿山寺完工时,我便决心建立达寿山佛学院,以造就释教的专业人材。信众得知以后,无不为我担忧,由于以我那时微薄的财力,光是对付平常的食宿用度,便已左支右绌,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。甚至有人警告我说:“师父!你会是以没饭吃!”但是想到培育僧才的迫切性,我以为:即使贫苦失意,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,我也“心甘情再铮

是以,我还是对峙办学。今后我自奉更俭,每获些微供养,便采办桌椅文具,而且不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。为了筹建东方释讲授院,不主张赶经忏的我,也曾到承平间彻夜诵经。在筹设中国释教研讨院研讨部时,我率领门生煮饭卖面,以诚恳及劳力募得资金,终究把黉舍办了起来。后来,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,我不惜以高薪自外洋聘请名师来佛光山讲授,治理财政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,我未尝不知其中的各种艰难?可是,只要人材可以获得培育,佛法可以弘博天下,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,我都“心甘情愿”的啊!

在佛光山开办沙弥学园,更是历尽艰辛。目击十岁左右的孩子们,由年幼蒙昧,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,不知花费几多的血汗!可是就在他们长大以后,难过兵役一关,一个个都由于禁不起情况的引诱而流失于社会。每见及此,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。可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,我还是怅然接管。我的门生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,常常力图阻止,而且痛切地说道:“师父!您真傻,这些孩子未来不会记着您的恩义的!”经常争论不下时,我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,马上令他们为之语塞。

二十余年后的明天,昔时近五十人的沙弥,凤毛鳞角只留下慧龙、慧军、慧藏、慧尚等人。今朝他们都是佛光山的重要职事:慧龙是慈善基金会的履行长,慧军是宗务委员会的宗务委员,对于释教扶植迭有创见。虽然是播种多,收获少,我已感觉弥足堪慰!今朝,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,人数何止是昔时的三倍,未来又能留住几多人材?门生们曩昔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:“师父!您真傻喔!”而我,还是那句话:我“心甘情愿”作一个“傻瓜!

二十九年前,我与南亭、悟一两位法师配合开办了智光高级商工。不意到了后来,各类信函和文件的开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开办人的名字,甚至不准我派代表介入会议。一些报酬我愤愤不服,我总是一笑置之。

实在在办学的经历中,不能尽善尽美的事还有很多,举其大者,如:1980年,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讨所时,不单南北往返,亲身授课,还要奔走遍地,召募资金,可谓辛劳至极。办了三届,后来张开办人其昀师长去世,校方因故停办,血汗尽付流水,我始终毫无怨言,究竟办学培才是我“心甘情愿”的!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起头重视释教文化的研讨,频频希望我规复该研讨所,可见真理的光亮究竟不会永久隐晦。

文教奇迹固然不是吹糠见米的百年大计,弘法利生也需要辛苦的耕作,才能厥奏其功。最初,我为构想说法的内容而禅精竭虑;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在而与敬察频生抵触;我以现代的活跃方式讲经,而屡遭自许保卫传统的释教人士非议;甚至勒紧裤带,自贴车资交往各地弘法。

走过量年的风风雨雨,现在我在社会教育扶植上,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,在国外,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黉舍,在国内则有六所释讲授院,还有普门中学。今朝,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己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,我又要起头为教育而费心吃力了。我经常自己默念:为了造就英才,不管何等艰困,我都“心甘情愿”,面临应战!

弘法劳顿心甘情愿

记得二十八岁那年,我到东部报告,为节省运费,自己抱着大台录影机往返,成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。当医生公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,我并不惧怕,也不怨悔。由于我始终以为:我本日为度化众生,为宏扬释教所做的一切,都是“心甘情愿”的。况且行动未便,正可以安坐小房,念书著作,一样可以宏扬佛法啊!后出处于传教忙碌,也忘了病苦,腿疾居然不药而愈,因而我加倍勤于说法。

我已经在宜兰、高雄两地之间,每周往返布教达十年之久;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,到偏僻的寺院开示佛法。后来,弘法的邀约不竭,经年的赶场赴会不单使我居无定所,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箱机位上停止;而为了一句许诺,奔走百里,甚至洲际穿越,也是常有的事。直到现在,我虽己从佛光山退位八年,仍然不得余暇,经常应邀加入他们的会议。只要有人要我,只如果为了佛法的宏扬,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勤于赴会!

决意兴修佛光山时,信徒们见到遍山的波折麻竹,个个都惊惧起来。他们以为:那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居住课徒,又何须含辛茹苦,别的开山?在外洋建立道场时,一些人又说:“何势必寺庙建得那末多,那末大呢?”这些定见固然不无事理,可是,为了安僧度众,我“心甘情愿”承受辛劳;为了弘化更广,我“心甘情愿”喜舍千金。

佛光山建立后,我为地方修桥铺路,兴学教化,甚至慈善救济,带动繁华进步,无法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,谤佛毁僧。外洋道场逐一完工了,又有国人埋怨我将资金带往国外。实在,当国际人士对台湾丰富的外汇存底咋舌眼红之时,我在外洋建寺,宣扬中华文化,为国人回馈人间尽微薄之力;当初台湾接管美援时,贫困辛劳,现在能恩赐结缘于天下,为什么不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呢?民气之贪嗔愚痴,实在使人扼腕欷歔!可是为了释教的宏扬、文化的传布,我还是义无返顾,由于我习惯了“心甘情愿”,忍受那些不明理的蜚语蜚语。

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心,我采现代方式宣扬教义;我以民主法治治理佛寺;我为公共演说生活化的佛法;我将释教带入国际化的地步。我秉持释教的慈善精神,愿以拔苦与乐之心,好处普全国的百姓;我以同等恭敬之行,接引十方公共;我关切国事,直陈建言;我大方仗义,为民喉舌;信徒来山,我以礼相待;政要拜候,我也竭诚接待;百姓邀约,我满其所愿;军警请法,我也乐说不拒。清夜扪心自问:为教为僧,我竭尽尽力;为国为民,我专心良苦;区区好心,从不望表扬,但不意得来“企业僧人”、“政治僧人”之称。虽然如此,能为释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六合,我“心甘情愿”背负讥毁,不以为苦!

殷盼后继心甘情愿

大师见到我的徒众一日千里,好生恋慕,可是其中的辛劳,不为人知。《维摩经》云:“门生众尘劳,随意之所转。”我为了教育分歧性情的徒众,或施以启发,或软言安慰,或赞美激励,或再三教诫……。此外,我更方便权巧处理他们的各类题目,赐与他们杰出的教育情况,供给进修进修的机遇,扶植清幽的居住房舍,建立各类的福利办法……。我以养兰之心护覆门生,我以植苗之诚培育徒众,结草衔环者固然使我聊以抚慰,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!记得十年前,我曾供给一对姊妹习医,不意她们医学院结业后,不但不思回馈,反而嘲笑同门;一些门生们身怀长才后,贡高我慢,觅枝另栖。自己的血汗、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,安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以后,能否会丢失掉自己?

所幸还有很多以教为命的优异门生,昼夜精勤,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。如:宅心仁厚的心平,晚年“心甘情愿”随我开山辟土,继任方丈后,接下佛光山庞大的构造和债权,仍一本初心,无怨无悔;耐心温和的慈庄,四十年前未落发时,脚蹬高跟鞋,挨家挨户把佛书推展到每一户人家,后来到美国建立西来寺,用时十年,备尝艰难,一向都是“心甘情愿”,任劳任怨;才华弥漫的慈惠,昔时放下高薪的职位,“心甘情愿”地随着我处处弘法,随侍翻译,并曾在大学任教;能精悍达的慈容,自1953年皈投三宝后,便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,以消瘦之躯,现在负责中华佛光总会的工作,未尝稍懈;恬澹恬正的慈嘉,日本留学后,“心甘情愿”地返国为僧伽教育克尽厥责,三十年如一日;其他如慈怡、心定、依严、依恒、慧开、依空、依谛、依淳、依法等……甚至我前期的门生,如尼泊尔的满乘,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宏扬大乘佛法为己志;美国籍的满仁,“心甘情愿”地以断根渣滓、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;韩国籍的李仁玉,于成功大学结业后,“心甘情愿”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,办事人群……。他们的发心奉献,已获得大师的必定与赞美,所以我劝告未来的徒弟门生,想要有所成就,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!

人生在世,若能不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,必能有苦时不觉苦,有难时不觉难,一切窘境自可水到渠成,而无事不办,无愿不成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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